近代沈家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思想解讀

 

姬元貞

 

古今中外，未成年人都是處于弱勢地位的特殊群體，對他們都會有區(qū)別于成年人的法律理念和規(guī)范制度。即便是未成年人犯罪，所涉及的刑事司法體系中的刑事責任年齡、教育感化等問題，也與成年人有明顯區(qū)別。中國現(xiàn)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思想肇始于清末變法修律過程中對刑律的修訂工作，其中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先生融會中西，提出了刑事責任年齡的抽象概念以及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思想，這些成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的理論基礎。

 

循古法：沈家本對中國古代“恤幼”理念的解讀

 

中國古代社會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推行“仁政”。這種“仁政”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保護方面，一則體現(xiàn)為倡導“慎刑”“恤幼”的思想，對未成年人犯罪采取了一系列體現(xiàn)“憐愛”之意、較為寬緩的保護性刑罰措施。二則體現(xiàn)為追求“德治”理念，對未成年人犯罪注重預防和教育感化。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管仲在“九愚之教”中也提出了“慈幼”“恤孤”，這些表述都與未成年人保護有關。“仁”是傳統(tǒng)中國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孟子主張人性本善，他們認為教育感化能夠形成“人皆可以為堯舜”的社會。荀子雖然認為人性本惡，但主張如果“化性起偽”，也同樣能達到“涂之人可以為禹”的效果。

 

雖然，中國古代沒有刑事責任年齡的抽象概念，但對未達到一定年齡的“小”“幼”者，在刑事法律規(guī)范層面，采取了列舉的方式多有“恤幼”的特殊性保護。唐朝時期，“恤幼”理念體現(xiàn)得非常突出，有關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規(guī)則更加具體且有可操作性：其一，《唐律疏議·名例律》篇“老小廢疾”條，進一步把唐代社會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分為三個階段:七歲以下，完全免除刑事責任；七歲至十歲(包括十歲)，對謀大逆等重罪承擔刑事責任；十一歲至十五歲，負完全刑事責任、但可減輕處罰。其二，在刑事責任年齡的認定上，是以犯罪實施時的時間為標準，唐律卷 “犯時未老疾”條規(guī)定，“犯罪時幼小，事發(fā)時長大，依幼小論”。如“七歲犯死罪，八歲事發(fā)，不予追究。十歲殺人，十一歲事發(fā)，仍得上請。”這種從幼從輕的年齡認定原則，不僅體現(xiàn)了當時較高的立法技術水平，還凸顯了對未成年人保護的特別關注。

 

沈家本對中國古代唐律中的刑事責任年齡規(guī)定進行了詳細的解讀：《唐律》未成年者分十五歲、十歲、七歲三等。七歲以下不加刑，七歲至十歲以下，雖反逆殺人應死，亦可以通過上請減緩；十歲至十五歲以下者，流罪可用收贖替代。之所以對這些年齡段的未成年人有如此的優(yōu)恤，是因為“不忍”，對未成年人有“悼”之心，沈家本引用儒家對《禮記·曲禮》中“七年曰悼”進行解釋：鄭注“悼”，憐愛也；孔疏曰：“未有識慮，甚可憐愛也”。

 

鑒西法：沈家本對西方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引進

 

緣于沈家本的雙重身份，一是作為刑曹官員和傳統(tǒng)律學家身份，二是作為修律大臣身份，沈家本在修訂法律的過程中強調(diào)尋找中西禮法的契合點，認為：“旁考各國制度，采擷精華，有補于當世”。

 

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丁年考》中分析指出，中國古代主要從身體是否足夠強壯、智識是否足夠考量情事來判斷一個人達到了丁年（成年）的標準。一個人如果達到了丁年的標準，就意味著具備了朝廷授予其田土的權利資格，同時也需履行相應的賦稅義務；以此類推，其也應開始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稱作刑事丁年。沈家本認為，中國古代的做法與當時西方各國非常類似，他對包括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俄羅斯等西方國家在內(nèi)的30多個國家的刑事丁年進行了詳細的列表總結(jié)，最低的刑事丁年是12歲，最高的是23歲?？梢姡谠O置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以保護未成年人方面，古代中國與同處于當時“蒸蒸日上”的西方國家一樣，有著較為先進的立法理念。

 

沈家本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教育感化思想，可以說是有感于近代西方的懲治教育管理之法。早在資本主義萌發(fā)時起，各國就出現(xiàn)了系列兒童福利以及教育感化機構(gòu)。1597年，英國的《懲治流浪者和長期乞丐的法令》就規(guī)定要設立感化院，以收容流浪者和乞丐。1823年法國的“教友派”創(chuàng)設收容墮落青年及少年犯的感化職業(yè)學校?？梢?，當時的西方國家已逐步將青少年的教育感化納入了司法過程之中。向西法不斷學習的日本也效仿此法，日本于1900年頒布《感化法》，感化院由私立轉(zhuǎn)向公立，感化院的接收對象為被判處收容的少年犯。

 

近代日本未成年人司法相關的系列變革深深地影響著中國，近代日本未成年人司法尚處于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其中微罪不起訴制度與感化院運動稱為日本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轉(zhuǎn)變的標志。日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對中國的直接影響繞不開日本的小河滋次郎。小河對中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以下三個方面實現(xiàn)：第一，1906年，沈家本奏請派董康等人赴日考察監(jiān)獄改良，小河是考察團授課老師之一，考察團回國后撰寫的《監(jiān)獄訪問錄》的主要內(nèi)容就是小河授課講義。第二，翻譯小河所撰監(jiān)獄學方面的法學論著占比很大。清末，修訂法律館翻譯的著作以日本居多，其中刑法為重；另外，出版界的翻譯著作也包括很多日本監(jiān)獄學的，在日本的33種監(jiān)獄學論著中小河的著作占了18種，同時，中國期刊甚至也常常刊發(fā)小河的論文。第三，小河受聘為修訂法律館顧問兼京師法律學堂教習，協(xié)助指導監(jiān)獄改良。小河關于未成年人教育感化保護的獄政思想主要在《大清監(jiān)獄律草案》中得以體現(xiàn)。

 

融中西：沈家本思想對近代未成年人刑事法律體系之影響

 

沈家本在修訂法律過程中的雙重身份，使他的視野不再局限于中國，而具有融會新舊、貫通中西的世界眼光、全球胸懷。而這無疑會使得傳統(tǒng)法律獲得發(fā)展的新機會。20世紀初，《大清新刑律》在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改革派與以張之洞為代表的保守派的爭論之下出爐，它綜合了西方和中國古代未成年人保護刑事司法的各類辦法，涉及了未成年人的特殊規(guī)定。

 

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中認為：“東西各國之舊說，亦謂年齡未及之人，其辨別是非之心尚未充滿，故無責任，與古義正相吻合。”沈家本強調(diào)“犯罪之有無責任，俱以年齡為衡”。沈家本在此次法律制定之初，提出應當將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統(tǒng)一規(guī)定為十六周歲，但是遭到了資政院和其他省部的反對，清廷在權衡之后，欽定為十二周歲?！洞笄逍滦搪伞氛揭?guī)定了 “凡未滿十二周歲之行為人，不為罪”?？梢钥闯?，在刑事責任年齡的確定上，沈家本認識到刑事犯罪與年齡之間的關聯(lián)及西學確定刑事責任年齡的理論基礎，并加以運用。

 

沈家本認為，就未成年人而言，教育比懲罰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所謂：“丁年以內(nèi)乃教育之主體，非刑罰之主體”，因為未成年人如果犯罪被“拘置于監(jiān)獄”，易被熏染上惡習，將來更難矯正；而且，“說未成年所貴乎教者，正以其識慮之未充滿，而是非或幼未當也。”所以，對未成年人而言，刑罰更應是“最后之制裁”。他還針對未成年人的“教”“罰”辯證關系，指出：“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yǎng)其德性而化其惡習，使為善良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具體而言，他在上疏清廷的奏折中表達了對學習德、英等國感化教育的認同。“按懲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國，管理之法略同監(jiān)獄，實參以公同學校之名義，一名強迫教育。各國仿之而英尤勵行不怠，頗著成績。”可見，沈家本綜合了中西方雙重視閾的理念和規(guī)范，提出了懲罰與教育相結(jié)合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處罰保護理念。

 

《大清新刑律》正式規(guī)定了對未成年人教育感化處遇措施的相關內(nèi)容，“凡未滿十二周歲之行為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jié)，得施以感化教育。”這種對未成年人特別保護化處理的規(guī)定，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來我國未成年犯刑事責任年齡的統(tǒng)一，未成年犯的保護處分和關押未成年犯專門機構(gòu)（“幼年監(jiān)”“未成年人管教所”）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1922年，國民政府頒布《感化學校暫行章程》，從此，教育感化處遇有了新的具體指導實施保障，在《感化學校暫行章程》的推動下，各地迅速建立了未成年人感化教育專門機構(gòu)，如香山感化院、北京感化院、濟南少年監(jiān)獄、武昌少年監(jiān)獄等。國民政府在1936年參照日本《少年法》的基礎上，制定了《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組織條例》，在修改后以《少年法草案》命名。盡管，這一草案并沒有通過實施，而是另行頒布了《審理少年案件應行注意事項》，但是，也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體系的構(gòu)建做出了有價值的嘗試。

 

結(jié)語

 

近年來，犯罪低齡化造成的社會危害，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為此，2020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 （十一）在原有刑事責任年齡（14周歲）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定罪檔次: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經(jīng)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應負刑事責任。

 

盡管，刑事責任年齡有了一定條件性低齡的變化，但是，出于保護未成年人、強調(diào)預防教育為主的理念，在刑事司法實踐中還是要結(jié)合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其他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從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近代變遷過程中，沈家本先生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正如沈家本先生所言：“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會而通之以推行于世！”

 

（作者系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