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傳說時代”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
□ 喻 中
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已經成為一個廣泛的共識。然而，如果要問，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應當從何說起？恐怕就難有標準答案。通常的看法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期，亦即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可以代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第一個“高光”時刻，在那個時代，老子、孔子以及其他諸子，燦若群星，相互輝映，共同照亮了華夏的思想天空。因而，傳承諸子時代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其必要性與可能性，都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如果要追根溯源，我們又可以進一步追問：先秦諸子是在一個什么樣的文化傳統(tǒng)中大放異彩的？先秦諸子承載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還有沒有更早的源頭？顯然就是一些頗具誘惑力的問題。譬如，孔子是后世景仰的至圣先師，但是，孔子自己景仰的圣人則是周公。以至于晚年的孔子，因為較長時間沒有夢見周公，居然極為傷感地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孔子所說的“吾從周”，就是要追隨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初年的圣賢群體開創(chuàng)的文明。因而，從孔子的視野中看，傳承周公時代的中華優(yōu)秀法律傳統(tǒng)文化，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了。
如果我們不止步于三千年前的周公時代，如果我們從周公時代再往前追溯，我們能不能看到一些更早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對此，徐旭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稱：“只有到殷墟時代（盤庚遷殷約當公元前1300年的開始時），才能算作進入狹義的歷史時代，此前約一千余年，文獻中還保存一些傳說，年代不很可考，我們只能把它叫作傳說時代?！保ㄐ煨裆骸吨袊攀返膫髡f時代》，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頁）按照歷史學家的這個劃分，殷墟時代以后，是“狹義的歷史時代”，周公算是這種“狹義的歷史時代”中的人物。從周公時代再回溯兩三百年，就邁進了“中華古史的傳說時代”。那么，在“傳說時代”，是否形成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幼芽？簡而言之，“傳說時代”是否蘊含了值得傳承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
“傳說時代”中的主角，主要是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半人半神的人物形象，譬如若有若無、虛無縹緲的盤古，還有天皇、地皇、人皇，后面還有伏羲、女媧、神農，更有黃帝、顓頊、堯、舜、禹等等。這些“傳說時代”的人物形象，特別是神農氏以前的那些人物形象，在客觀層面、科學層面、事實層面上，基本上不具有真實性，僅僅是傳說中的人物，但是，這些傳說中的人物在意義層面上卻不必否棄。因為，這些傳說中的人物形象，特別是相對晚出的黃帝、顓頊、堯、舜、禹，已經支配了、至少也是深度影響了歷代中國人的意義世界。在徐旭生所謂“狹義的歷史時代”的中國，一些基本的行為規(guī)范，譬如，人們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應當做什么，諸如此類的規(guī)范，歸根到底，都可以追溯至這些傳說中的人物。這些傳說中的人物已經成為了正當性與合法性的終極根源，在某些時刻，甚至充當了一切“大是大非”的判斷標準。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承載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初始形態(tài)、萌芽狀態(tài)。
作為《史記》第一篇的《五帝本紀》，其首句就是：“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边@就是“傳說時代”中的黃帝，這也是魯迅的詩句“我以我血薦軒轅”所致意的黃帝。在魯迅那里，黃帝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象征。黃帝的文化意義，顯然不能因為他是“傳說時代”中的人物，就可以打折扣的。
按照《五帝本紀》第二段的記載，黃帝是在神農氏之后興起的。其時，“蚩尤最為暴”，“軒轅乃修德振兵”，平息了各方暴亂，建構了一個“東至于?！薄拔髦劣诳胀薄澳现劣诮薄氨敝鹑澲唷钡恼喂餐w。因為軒轅“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這樣一個黃帝，顯然可以歸屬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譬如，他“修德振兵”的實踐，就彰顯了德與兵的關系，就是一個值得挖掘的法律文化問題；“有土德之瑞”則揭示了軒轅黃帝君臨天下的法理依據。
《史記·五帝本紀》先講黃帝，緊接著又講黃帝的孫子顓頊，說顓頊其人，“養(yǎng)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這就是顓頊的治國方略：利用土地發(fā)展經濟，依照天時安排活動，敬事鬼神以制尊卑之義，遵循五行之氣以教化天下民眾，虔誠地祭祀各方神靈、歷代祖宗。透過這些活動，我們可以看到顓頊承載的傳統(tǒng)法律文化：“法自然”的秩序觀念，“依鬼神”的神權意識，祭祀作為“國之大事”，諸如此類，都體現了顓頊時代的傳統(tǒng)法律文化。至于顓頊之后的堯、舜、禹，雖然也是“傳說時代”中的人物，但是，他們的言行在《尚書》等眾多典籍中都有各種各樣的記載，他們的形象，較之于黃帝、顓頊，更加飽滿，他們代表的那個時代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可傳承性，就更為明顯了。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